年1月20日，大寒，医院眼科医生陶勇被被一位患者持刀砍伤，生命垂危。做过台手术、曾经一天完成86台手术的陶勇医生再也无缘手术台。
去年今日，这一事件加上突发的疫情，让许多人错愕、慌乱、迷惘，然而整整一年来，陶勇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后，却从伤疤中生长出了治愈他人的力量。
他说：“认为自己有使命感的人，是容易活下来的”。
近日，许知远重新对谈了这位以人性之善抗衡人性之恶的勇士。带着温柔的《目光》，陶勇与我们深度探讨了他的柳叶刀下的思考和人生，并对当时的事件作出了回应。
以下内容整理自《陶勇对谈许知远：一个医生的目光》现场访谈。
许知远：我们对医学院的学生一直很好奇，因为医学教育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和方式，你能给我们讲讲医学教育么？陶勇：我觉得学医本身没有太多的乐趣可言，因为你要背很多东西，比如肌肉、骨骼、酶的名字……到现在我基本上全忘了，但当时确实很痛苦，掉了不少头发。不过后来我们生产实习的过程比较有趣。因为医学院本科是五年，两年半在校本部，两年半在临床。等你真到了临床的时候，就不痛苦了。因为你的学习目的不再是为了考试得高分，而是为了给人解除痛苦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下子就容易多了。图片来源于陶勇微博有一次我跟着妇科去做生产实习，当时有一个住单间儿的患者，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去看她，不愿意去当她的住院医师。因为病人的房间太臭了，她的腹股沟长了很严重的恶性肿瘤，伤口根本合不上，而且恶性肿瘤会侵蚀他的皮肤，她也动不了，所以只能躺在床上，那个味儿就散发在空气中。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我给她换药，她就经常跟我聊聊天。她45岁左右，孩子也很争气，在国外上大学。接触多了之后我们就有点儿成为朋友的感觉。我那个时候大三，什么都不懂，而她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会给我讲很多东西，能够学到很多。所以到最后我就特别不想让她死。虽然明知她得的是恶性肿瘤，但你就会特别想让这个人活下来。所以那时候，我不光是妇产科书上的专业名词觉得一下子特别好记，还会主动去图书馆翻阅恶性肿瘤的最新治疗方法。总结下来，支撑我后面能够克服这么多困难，愿意去背、愿意去记，甚至想去开发很多新的科研手段来帮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，一个很大的动力，就是因为你知道，它是有价值的东西。这大概就是我学医的动力吧。图片来源于陶勇微博许知远：你刚说的其实是贴近患者对你的改变，那接下来你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患者，他们是很具体的存在，对你有非常直接、真实的需求，你也会面对很多无奈甚至是不可解决的问题，这些东西又是怎么慢慢地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或是情感方式的呢？因为这部分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陌生，我们可能偶尔是病人，但我们很难理解，一个医生常年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病人，他的日常是怎样的。而且，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在不断发生一些变化的，像你心里阶段、感受阶段都是会发生变化的。陶勇：对，其实直到现在，我也不认为，有一种捷径，或者有任何一种话术，可以让你应对所有的患者。我知道有的企业他会对客户有固定的话术，但我不认为医患有，因为患者实在是太不一样了。首先人的性格都不一样，在心理学上，有像狮子一样的人，主导型性格，特别强势；还有考拉型的性格，特别配合，没主意，你说啥就是啥；还有孔雀型的，爱表现，特别在乎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；还有混合型的，都有。另外，每个人的经济状态又不一样。有的人特别期望要最好的效果，不在乎花钱；有的人不行，这钱花下去，他就必须要见到，希望省钱；也有的呢，特别在乎就医体验，就是跟你的交流；还有人特别希望看病的过程中，你能说到他心坎儿里去，因为他带着一个预期的结果来，你说不到他的心里，再怎么给他端茶倒水也没有用。到现在我也没找到一个绝对的、简单的医患沟通的捷径。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很安然地、很坦然地坐到诊室跟不同的病人去交流，去迎接不同的责难，或者说各种的痛苦了，因为我的内心还算是比较强大。图为分享会现场我觉得人最难的就是跟自己去握手、跟自己去和解。很多很多东西，如果外界的东西在你内心里头留不下什么痕迹的话，其实就没太大关系。可能今天这个患者确实不讲理，他就是带着气儿来的，他非得在你这儿撒一下，但是如果你自己内心里能消化的话，能做到不过夜，可能就没事儿。所以我觉得除了记忆力，我自己还有一个力比较强，就是“忘记力”。你要是真能把这事儿忘了，就也挺好的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有清晰的目标。我大部分的时候都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，当你自己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感和方向感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大脑就不会允许你被很多小事儿占据空间。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我能做到（忘记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包括我自己坚定地选眼科来作为专业，包括我后来选葡萄膜炎和眼底病、开发眼内液检测、智能眼镜，还有电子助盲器。我一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所以遇到一点小事，好像总觉得差不多就得了，不会太纠结在里头。许知远：医院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更清晰地感觉到，因为整个制度的问题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一种紧张感？陶勇：这个问题有点说来话长。我小的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好，经常扁桃体发炎、支气管炎，医院，但那个时候好像从来没有过医患矛盾。我也在反思，为什么小时候没有（医患矛盾）？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选择。小时候医院，医院，医院。医院，医院。我们不太可能会跑到比我们更高一级的，像抚州市、南昌市去看病，尤其是常见病和多发病，那时候大夫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后来互联网、手机慢慢（普及了），又有了百度，你随随便便就能打个电话问别人。当你的选择多了的时候，矛盾好像就开始出来了。因为你最后会发现，同一个病我找找这个大夫看看这个意见，再找找那个大夫看看那个意见，最终可能会发现十个医生十个意见，你可能就慌了，你也不知道谁说的对，就产生了“疑心”。医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必须得解决一个“信“的问题。医学早先起源于巫术，它并不完全是解除你的肉体痛苦，更多的可能要给你带来一个解脱，让你能够接受、接纳你自己，甚至可能带病生存，即使是死也死得安详，它一开始起源是这个。所以当我们的选择多了的时候，“信“的基础动摇了，就不大可能回到原来那么好的状态了。
图片来源于陶勇微博
这也为什么我现在特别要花很多的时间，去启动我们医院眼科的志愿者服务，还有做公益。一个是因为我觉得，科技除了给我们带来一些先进的治疗手段、理念以外，同时也会带来戾气。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我们太客观了、太微观了，就会把人给分裂开来，就会忽略人内心的东西，就会导致（看病的时候）眼睛就看眼睛，我就管给你做手术，白内障我只看到晶状体，我只管视力，而忽略了他内心的感受，忽略了整体观。科技发展一定会带来的一个副作用，所以他必须得靠公益、慈善来弥补，才能去消除这些戾气。就包括砍我的这个凶手，最开始我也很不解。因为从医疗的角度，我没有任何过错。他当时来找我的时候，这个眼睛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的余地了。因为他之前已经在别的地方别的大夫那儿做过三次手术，眼睛都萎缩了，也没有什么视力。我还给他保住了眼球，保住了视力，并且当时手术也做的很辛苦。他整个过程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。但是他最后为什么要砍我？根本的原因，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希望，他绝望了，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没有恢复到一个特别正常、特别好的一个视力状态。对于他来说，他以后的工作、生活可能都会很难，他不想活了。他不想活了，就想让别人也过不好，这是他的根本原因。所以我给了他眼球和一定的视力，但我没有给他希望。
图片来源于网络
这次去盲文图书馆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震惊。当时我遇到一个流浪汉，他们跟我说这个流浪汉经常到盲文图书馆来看书。我看他坐在电脑旁，带着个耳机，尽管他的视力根本就看不清上面的东西，但他凑到电脑跟前，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，他就很开心。当时他看的是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，特别高兴。过了一阵子，我就跟他聊，他说他之前在石景山那边儿拉二胡乞讨，发现有“盲文图书馆“这样的一个地方之后，他就经常来，很幸福。后来盲人图书馆还教会他拉手风琴，他就不用拉二胡乞讨了，他可以拉手风琴乞讨。你想想，他的（生活）状态比我砍的凶手还要差很多，人家只是个流浪汉，但他为什么（天天挺开心）？因为他还有希望。他觉得他还能从外界接触信息，还能有一定的生活来源，还能够很开心的跟外界交流。所以我现在一定程度上觉得，希望可能比视力还重要。希望是你内心的一个感受，视力只是我们客观检查的一个标准。所以这也启发了我，一定要
